内容提要：本文从印钮、印文、铸造工艺三个方面分析和田发现的“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参照汉代车马出行图及汉代车马出行制度等资料，得出了“车出之印”驼钮铜印是一枚汉晋时期于阗仿汉印的初步结论。 包括“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在内的于阗印章、花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田各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创造了融汇东西的多元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24年初，和田一名手工挖玉人在玉龙喀什河河谷阶地的砾石层中，无意中挖寻到一枚驼钮铜印章。这枚疑似汉晋时期的于阗仿汉印一经发现，立刻在新疆收藏界引发关注。
这枚铜印印面为方形，长1.68厘米，宽1.6厘米。铜印通高2.4厘米，重量18.58克。印钮为站立的双峰骆驼造型，骆驼头部与驼峰之间有一圆形穿孔，以便穿绶带佩戴于身上。印文为汉文正书阴刻篆书“车出之印”四字，文字清晰可见。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的发现令人欣喜，它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探究。
一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属于西域印章。说到西域印章，人们不禁想起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西域都护府所辖西域各城邦国的主要官员均由汉王朝赐予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四十八城邦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计376人。从而将西域诸城郭首领纳入汉王朝的职官体系之中，表明是汉朝的官员。
汉代官印以龟形、蛇形、桥形等印钮来区分帝王及百官的品级。其中，以动物作为印钮，是新莽政权到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官印的典型特征。根据《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统计，两汉时期，中央政府颁赐给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有62方，其中一方为羊钮、一方为瓦钮，其余60方皆是驼钮。
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运输工具，为古代丝路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新疆古代居民的喜爱。新疆考古发现的岩画、陶器、泥塑、金器、钱币、丝绸等文物上常常有骆驼的图案。于阗在铸造钱币或印章时，也采用骆驼的形象。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从印钮、印文、铸造工艺上研究分析，它应该是一枚汉晋时期的于阗仿汉印。驼钮体现了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二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的印文为汉文。汉文是于阗最早使用的文字，从汉代开始在当地流行。20世纪以来，和田陆续发现了一些仿汉印，于阗自铸的印章明显受到中原印章文化的影响。
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出土大量西汉末至西晋时期的汉文简牍，包括精绝王室的往来书信和汉代字书《仓颉篇》，证明汉字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汉语的推广使用为文化的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一枚“司禾府印”煤精印，时代为东汉（公元25—220年）。此印以炭精制作，呈正方形，桥形纽，印文为正书阳刻篆书“司禾府印”四字，体现了汉代篆书浑厚古朴的特点。尼雅遗址出土的这枚“司禾府印”印章，可以证明汉朝在这里曾设有“司禾府”这一屯田管理机构。它也成为汉代中央政府对新疆设官置守、进行农业开发的直接证据。唐朝时期文化进一步融合，于阗实行汉语—胡语双语文书体制，胡汉语言并用，汉语为于阗人所习用。和田地区出土、采集的汉文印章更是进一步证实了汉文在于阗的流行。
中原印章文化对于阗影响深远。目前，和田所发现的汉代印普遍采用方形，而方形印是秦汉以来中原官印的基本形制。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2至4世纪初佉卢文简牍上的封缄样式中，可以看到中原封印技术传统对于阗的影响。和田发现的唐代印的印面边长多在2厘米及2厘米以上，与唐朝中原印章的尺寸基本相当，应是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和田发现的印章、花押印面上除了有汉字外，还有天马、麒麟、祥云等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是于阗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
汉印形制的官印流行于西域各城邦国上层人士之间，一时佩戴汉印蔚然成风。为了迎合这一需求，西域诸城邦国出现了很多当地铸造的仿汉印形制的印章。这枚“车出之印”驼钮印章和中原所制汉印形制差别不大，由于文化的差异，西域诸城邦国制作的印章印面基本上只是模仿汉印上的汉字书写。“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印文中的“印”字，模仿汉印篆刻，疏忽中篆刻反了。
三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印文中的“车出”应是“车马出行”的缩写，也可能是专门的车马管理机构的名称。车马在古代文献中是经常连在一起表述的，说到马就包括车，说到车就包括马。车马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对于长途旅行和物资运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汉代，车马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出行都离不开车马。车马是出巡、游猎、征战必不可少的工具。
两汉时期是封建王朝的上升期，车马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车马出行图为权贵所喜爱，在汉画像中极为盛行。车马出行图作为汉代墓室画像的主要题材内容，从西汉中晚期出现开始，盛行于整个东汉，且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汉代皇帝和皇室成员常常进行巡游或游幸，以显示皇权、巩固统治。在此类活动中，会有大批的车马随行，以便皇室成员及其随从在各地行宫之间迅速移动。车马 “依乘坐方式、车形、驾畜种类及数目、车马饰、应用场合分为许多不同的等级”，不同级别的官员乘用相应的车驾，所谓 “授车以级”是也。车马区别身份的功能由之体现。各级官员、贵族、士大夫等上层人士在出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使用车马，并且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和礼仪。为了方便官员出行，政府设立了官方驿站和驿道，提供驿马、驿车等交通工具，并设置了一定的换马站点，以便官员在途中更换疲劳的马匹，保证行程顺利。
汉代的商旅贸易相当活跃，涉及范围广泛。商人需要经常长途跋涉，携带货物进行贸易。为了方便商旅出行，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商贸城市设立了驿站，提供车马和驿舍等服务，以便商人在长途旅行中休息和补给。汉代建了大量的驿道和驿站，这些驿道和驿站贯穿全国各地，连接了重要的行政中心、商贸城市和交通枢纽，为车马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总的来说，汉代是车马出行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的时期。车马出行制度在当时是相当完善和广泛的，为各类人群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正义》注曰：“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徵召皆总领之，秩六百石。上述，公车既是一种官职，也是相应的政府机构名称，还是宫门的名称。在汉代，有专门的车马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车马的供给、使用和维护。特别是对于御马，有专门的御马院进行统一管理，确保皇帝和官员的出行安全和顺畅。官员使用车马出行也须经过一定的审批和安排，不能擅自动用。而普通百姓使用车马出行时，也需要遵守一些交通规则和安全要求，以防发生意外事故。从这方“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可以推测出，于阗也仿照汉制，设立车马管理的机构。官员需要车马出行，须向管理机构申请，钤盖“车出之印”，方可成行。
四
包括“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在内的于阗印章、花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田居民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感流淌于血液和灵魂中，中华文明的向心力深入和田的每一寸土壤。和田各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创造了融汇东西的多元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