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初年，于阗高僧实叉难陀两度被中原王朝请来译经。实叉难陀，又译施乞叉难陀，其意为“学喜”,《高僧传》称他：“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可见是于阗出类拔萃的学者。他曾把大量经典从于阗带往中原，并进行翻译介绍。武则天在位时，极力推崇佛教，因《华严经》不全，得知于阗有梵文原本，遂遣使求访，并寻找翻译大师。实叉难陀随唐朝派往于阗访求梵文原本佛经和译经人的使者来到洛阳，看来他就是于阗国推荐的译经大师。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实叉难陀与菩提流志、义净、复礼、法藏等人在大遍空寺开始翻译佛经，武则天非常重视，“亲临法座，焕发序文”。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译完于佛授记寺，是为80卷《华严经》。其后又遵旨译出《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亲为作序。接着，又在长安清禅寺和洛阳佛授记寺译出《文殊师利授记经》。先后共译经19部107卷。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实叉难陀以母衰老，上书武则天回乡省亲。武则天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到于阗。唐中宗李显（公元705年至公元710年在位）继位后，又传旨请他来中原译经。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大约只在故乡呆了一两年的实叉难陀，又第二次来到京城，中宗李显亲迎于开远门外，京师僧人倾城而出，“备幡幢导引”，载以青象，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他住在大荐福寺中尚未开始翻译工作，就染疾卧床不起，终于在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十月十二日去世，享年59岁。实叉难陀去世后，中宗李显降旨“依于阗法葬”。十一月十二日在开远门外古燃灯台举行了火葬，一个月后其骨灰由哥舒道元送回于阗，于阗人“起塔供养”。中原京师人也在其火葬处筑七层塔，以为纪念，号为华严三藏塔。
实叉难陀等于阗翻译家是精通梵文、西域民族文和汉文的语言学家，他们丰富的语言知识和精深的佛学造诣，反映了于阗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于阗与内地这种佛学上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化的交流。
于阗僧人除从事佛学交流外，还充当了外交家的角色，参与了于阗与中原王朝的外交活动。
佛国于阗号为“小西天”，大量佛教经典由这里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并被译成汉文。由于阗传入中原的佛经以大乘经典为主。
于阗在佛教文化传播中，不仅仅起传送的作用，它还在这些佛学交流的洪流中丰富了佛教典籍。佛典《大集部》中的《日藏经》和《月藏经》中，包罗了有关于阗和西域其他国家的传说。10世纪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子尉迟输罗（Visa Sura公元967年至公元977年在位）赞助纂成的于阗语《佛本生赞》（Jatakastava，阁陀伽赞）,19世纪末发现于和田等地的于阗语韵文长卷《判官赞跋私多（Ysambasta-zambasta）倩人抄卷》，亦称《赞跋私多书》《 E 抄本》或《跋陀罗缘起》，均属于于阗的独创性佛教撰述。
中原佛教文化也反过来影响了于阗。据记载，中原崇信文殊的热潮兴起以后，很快影响到于阗。又由于于阗对文殊的崇信，相传在五台境界寺还留下了于阗国王的足迹身影。后唐同光时（公元923年至公元926年），于阗僧人不畏艰苦，长途跋涉去朝拜五台山，受到“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并遣中使供顿”。
自佛教在于阗兴起后，经历代经营，在于阗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闻名于世的佛教寺院。这些寺院既是于阗佛教文化的荟萃之地，又是中外僧侣巡视求学的宗教圣地，其中不少寺院还作为圣迹被绘画在敦煌千佛洞，供人们瞻仰膜拜。于阗最著名的佛寺，据记载，有赞摩寺（拶摩寺、匝摩寺）、瞿摩帝寺、牛头山寺、娑摩若寺（王新寺）、毗沙门天王神庙、麻射寺、龙兴寺、Dro-tir寺、 Hgu-zan寺（净土寺）、地迦婆缚那寺、护国寺、金轮寺、萨迦耶仙寺等。
摘自李吟屏《和田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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