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文化 2025年03月26日

昆仑梵音·终章

□ 尼雅居士

  按:在于阗佛教传播的历史长河中,除朱士行、法显、玄奘和实叉难陀外,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高僧与人物,他们或通过译经、艺术,或以传奇故事融入佛教东传的脉络。本文补充了几位重要人物。于阗佛教的繁荣不仅依赖几位标志性高僧,更依托于译经者、艺术家、护法者乃至无名僧众的共同推动。他们的故事交织成昆仑梵音的宏大叙事,见证着文明交融的深度与广度。

  

  昆仑山的雪水裹挟着贝叶经的残片,在玉龙喀什河的漩涡中沉浮。当最后一批驼队消失在吐蕃烽烟里,于阗佛国的故事并未终结——那些未署名的经卷、褪色的壁画、暗夜中的密语,早已将僧众的魂魄熔铸成昆仑玉脉,在时光深处隐隐生光。

  一、佛国初绽:毘庐旃的孔雀石

  迦湿弥罗的沙门毘庐旃踏入于阗时,正逢王城瘟疫横行。死鼠的腐气缠绕着宫墙外的胡杨,尉迟王的长子高烧中呓语:“金甲神人持剑索命。”毘庐旃解下腰间髑髅钵,盛满玉龙喀什河的浊水,又从褴褛袈裟内抖落七枚孔雀石——石上天然生成的漩涡纹,竟与佛陀足底的轮相暗合。他立于宫门三日不饮不食,直到尉迟王掀开牦牛毡帘。沙门将孔雀石按北斗之形排列,石缝间渗出蓝雾,凝成《贤劫经》中所述“药王菩萨化药池”的幻象。王子饮下幻池虚影,当夜汗出如浆,枕上落满结成冰晶的黑色毒垢。尉迟王割裂锦袍为僧衣相赠,毘庐旃却摇头:“王若皈依,当以血为墨,骨为纸,书忏悔录埋于佛塔之下。”第一座窣堵波落成那日,七枚孔雀石被熔入塔刹铜匣。玄奘西行至此,见匣内石纹已蔓延成梵文《慈悲咒》,每逢朔月便渗出甘露。牧羊人偶然舔舐,竟能口诵《法华经》片段——此事载入敦煌遗书P.2784号卷子,末尾朱批:“石髓藏经,乃毘庐旃以密教‘声字实相’之术所封。”千年后,考古学家在塔基掘出人骨制成的经筒,刻满于阗王族历代罪状。最末一行血书犹未褪色:“孔雀石非石,乃佛陀涅槃时,迦叶尊者泪中结晶。”而那七枚石头的碎片,如今散作中亚草原的传说:牧民称其坠地之处,总有青草长成莲花纹路,夜半浮起幽蓝经诵,如毘庐旃初临时的呼吸。

  二、墨色般若:无罗叉、竺叔兰与朱士行

  玉龙喀什河的月光下,朱士行摩挲着《大品般若经》的梵本,指尖触到贝叶边缘的焦痕——那是经书与火焰博弈的印记。这位中原第一位受戒僧人,以六十高龄孤身穿越流沙,终在于阗寻得梵本真经。二十余载寒暑,他伏案抄录九十章六十万言,字字浸透昆仑雪水与掌心血汗。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2年),垂暮的朱士行将经卷托付弟子弗如檀东归。然于阗小乘僧众以“婆罗门邪典”之名阻挠,国王下令禁运。朱士行立誓焚经为证:若为真经,火不能毁。烈焰中,经书如青莲绽于业火,毫发无损。国王震骇,终允放行。此段传奇后被玄奘载入《大唐西域记》,更成敦煌壁画《白马驮经图》的隐秘注脚。经卷辗转至洛阳,却沉睡九年。直至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无罗叉与竺叔兰于陈留水南寺开启译场。

  无罗叉,于阗沙门,深谙梵汉音韵;竺叔兰,天竺遗裔,少时嗜酒狂纵,因坠马断臂、死而复生之劫,顿悟因果,遂精研佛典,通晓梵汉双语。二人合译,竺叔兰口传梵义,无罗叉执本校勘,祝太玄、周玄明笔受成文。然译经风格引发争议:道安评其“删削复重,事事显炳”,虽文辞流丽,却失梵本精微;僧肇更指竺叔兰“理滞于文”,恐玄宗坠于译人之手。

  译经之难,尤见于术语抉择。竺叔兰以玄学“本无”对译“般若性空”,将“菩萨行”化为“逍遥游”,引得清谈名士支孝龙旬日诵毕,竟于洛阳开讲《放光》,轰动一时。此版《放光般若经》虽被后世诟病为“斲凿混沌”,却以文采飞扬推动般若学融入中原思想血脉。敦煌遗书P.2098号残卷中,犹见朱士行原抄本与译本对照批注:“梵本如昆仑玉璞,汉译似长安牡丹——一琢一染,皆渡人之舟。”

  朱士行终未回中原。圆寂时肉身不腐,直至西域高僧一语“真道者法当毁败”,方轰然化灰。其骨塔立于于阗,塔砖夹层藏有血书:“经卷东流日,即是老僧归。”而竺叔兰晚年逢乱世,遁走荆州,临终前将译经时所用砚台掷入长江,砚底铭文“般若无相,墨痕即妄”随波而去,唯留《放光经》二十卷如月照千江,启两晋般若学思潮之先声。

  千年后,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婆罗谜文木牍上,一段匿名僧侣笔记赫然在目:“无罗叉调音,竺叔兰炼意,朱士行舍命——三股丝线,共织般若锦缎。”此或为昆仑梵音最深邃的隐喻:文明交融,从不在完璧,而在裂痕处生光。

  三、画壁玄机:尉迟乙僧的调色盘

  尉迟乙僧的调色盘里,盛着昆仑山的雪水、于阗国的青金石,以及长安城的暮色。这位出身于阗王族的画家,以“屈铁盘丝”的铁线描与“堆起绢素”的凹凸法,将西域画风的浓烈与中原笔墨的灵动熔铸成唐代壁画史上的奇观。

  他的调色之法,暗藏丝路文明的密码。据载,尉迟乙僧作画时必于寅时研磨颜料——青金石需以玉河水浸泡三日,朱砂须混入佛前灯油,金箔则要掺入西域驼队的乳香灰。这般调出的色彩,“用色沉着浓重,堆起绢素而不隐指”,人物衣袂的褶皱因矿物颜料的堆积而隆起,肌肤因晕染的深浅而浮凸,观者“身若出壁”的惊叹,正是其“凹凸法”的极致展现。

  在慈恩寺塔的《千钵文殊》壁画中,他更以调色盘为密语:文殊菩萨的璎珞以金线勾勒,线条如“屈铁盘丝”般紧劲连绵,而莲花座下的青金石色中,竟隐现于阗玉矿的脉络图;《降魔变》中的魔女裙裾,朱红与靛蓝的对比色平涂,实为暗合长安至龟兹驿站的方位标记。玄奘西行时见此画,曾指一胡商肩部箭创惊呼:“此非石槃陀耶?”尉迟乙僧笑而不语,却在画角添一老僧背影,衣褶间暗藏《心经》全文。调色盘更是文明的容器。他将波斯螺黛的冷翠、天竺郁金的炽黄、中原藤黄的温润,层层叠染于同一尊菩萨的面庞——额间白毫取昆仑雪色,双唇嫣红采自于阗石榴,瞳仁的幽蓝则是碎玉河底的孔雀石粉。这般“均彩相错”的技法,既成就了《龟兹舞女图》中“长袖飘举如云涌”的动感,亦影响了阎立本《步辇图》中宫女裙裾的红绿相间韵律。

  最诡谲的玄机,藏于奉恩寺壁画《于阗王族供养像》。画中王后的耳坠以银朱混合佛骨粉绘制,日光下泛血色,月光中透金芒;幼童手中的石榴,籽粒竟用西域商队传来的玻璃碎屑镶嵌,暗喻“红尘繁华皆虚幻”。当吐蕃铁骑破城时,末代于阗王命人刮取画中颜料,发现金粉下竟藏着梵文《大云经》残卷——原来尉迟乙僧早将佛经研磨入色,以画为经幢,护法于无形。今人从大雁塔门楣石刻《阿弥陀佛》中,仍可窥见其调色遗韵:佛衣的赭石色历经千年风化,竟渐次显露出青金石底纹,宛如尉迟乙僧跨越时空的笔触,仍在昆仑山与长安城之间,勾勒着文明交融的永恒肌理。

  四、暗河渡影:慧威法师与石槃陀

  凉州城的夯土墙在暮色中泛着铁锈红,慧威法师的禅房暗格里,一幅绢帛舆图正渗出墨香。这位曾因私译《摄大乘论》遭朝廷追缉的高僧,以茶汤在案上画出三道水痕:“玉门关外有流沙三劫——风劫、盗劫、心劫。”言毕轻叩铜磬,两名灰衣弟子自屏风后闪出,腰间革囊鼓胀如驼峰,内藏羊皮水囊与淬毒匕首。

  当玄奘的马蹄踏碎子夜霜花时,慧威的弟子正伪装成粟特商队,将经卷塞入死骆驼的腹腔。他们用党项语唱着情歌,歌词暗藏《金刚经》偈语,成功引开守军注意。敦煌遗书S.0381号卷子残页记载,这支“商队”最终全数殒命白龙堆,尸骨间散落的铜钱皆刻“卍”字符——民间称此为“哑僧钱”,谓其能镇黄沙恶鬼。

  而胡商石槃陀的登场,裹挟着更为混沌的因果。此人左颊黥着祆教火焰纹,却在玄奘讲《心经》时泣不成声。他引玄奘夜渡葫芦河,以弯刀劈冰开路,却在玉门关前临阵退缩。莫高窟第45窟壁画中,那个回首望长安的胡人身影,衣带间隐约可见未完成的《般若心经》墨迹——正是石槃陀退缩之夜,玄奘赠予的“无挂碍”三字真言。

  历史在此裂成双镜:一面是玄奘独闯五烽的孤影,一面是石槃陀遁入敦煌后的癫狂。他夜夜梦魇,见自己化身为壁画中肩插箭矢的供养人,终在鸣沙山东麓落发,法号“慧觉”。公元630年秋,他暗助三十余名天竺僧穿越流沙,所用密道正是当年为玄奘开辟的冰河旧径。榆林窟第3窟的《取经图》角落,一位老僧以袈裟遮掩黥面,或为后世画工对这段往事的隐秘追怀。

  慧威法师圆寂前,将护送玄奘的密录刻于竹简,藏入凉州罗什寺塔基。竹简末行以朱砂批注:“渡人者非渡河,实渡心中魍魉。”而石槃陀晚年所铸青铜骆驼铃,今出土于和田布扎克墓地,铃舌形似玄奘当年所用的禅杖头,摇响时声如诵经——两件器物隔千里相鸣,恰似丝路暗夜里未断绝的薪火微光。

  五、碎玉成光:末法时代的伏笔

  喀喇汗大军的弯刀劈开于阗王城时,于阗末代王子尉迟撒姆携着半卷《华严经变图》,遁入昆仑山深涧。画轴上实叉难陀手书的金泥梵文正在剥落,他索性撕裂画布,将残片分藏三十六座洞窟——每一片皆浸透佛前灯油与王室血脉,又以青玉针蘸血题咒:“见残卷如见佛面者,当拾碎玉成光。”

  十年后,吐蕃僧人在一处岩窟发现壁画:玄奘的锡杖化作雪松根系,朱士行的经囊变作流云,尉迟乙僧的调色盘沉入玉河,涌出满池带经文的青莲。莲叶上的露珠映出奇景——长安西明寺的晨钟竟与于阗娑摩若寺的暮鼓同时轰鸣,洛阳天堂阁的铜佛正与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泥塑对视。壁画暗角处,一串粟特数字标注着经纬,指向藏有最后残卷的“第七洞”。

  公元1901年,斯坦因在克里雅河上游的洞窟中,掘出半幅《毗卢遮那佛灌顶图》。画中佛陀的宝冠缀满波斯式联珠纹,掌心却托着中原式六角亭,亭内微型壁画赫然是尉迟乙僧的《降魔变》局部。更诡谲的是,当英国修复师剥离表层颜料,底层竟露出于阗文、汉文、吐蕃文三重《楞严咒》,墨色中混杂金粉与骨灰——或许这正是尉迟撒姆血书中“埋经处”的真相:佛经从未消失,只是碎裂重组为文明的基因图谱。

  2002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于阗使臣图》展柜前,一位日本学者用紫外光扫描画中使臣的腰带,发现微型墨书:“第七洞在尼雅与且末之间,日蚀时塔影为钥。”同年秋,中日联合考古队在尼雅遗址以北三十里,掘出密封陶瓮,内藏三十六片画帛残片。拼合瞬间,青金石与朱砂骤然褪色,唯留银线勾勒的昆仑山影——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于阗王城北三十里,山崖有佛影”的记载重叠。

  而今,当游客在洛阳博物馆凝视尉迟乙僧《番君图》摹本时,无人知晓画中突厥可汗的豹皮裘上,那些看似随意的斑点,实为于阗三十六洞窟的方位密码。文明的伏笔总是如此:末法时代的哀歌,终成新生的胎动;碎玉残卷的裂隙间,光正以更古老的形态重生。

  今人立于昆仑山北麓,犹能听见风过佛塔的嗡鸣。那是毘庐旃的孔雀石在共振,朱士行的墨香在蒸腾,尉迟乙僧的残卷在低语。而玉龙喀什河底,无数无名僧侣的钵盂正随暗流轻叩,仿佛在应答敦煌藏经洞的钟声,洛阳白马寺的梵唱,奈良唐招提寺的晨课——昆仑梵音从未断绝,只是化作了人类文明血脉的律动。

  注: 

  1. 毘庐旃(毘庐遮那阿罗汉):作为佛教传入于阗的早期关键人物,毘庐旃的传说见于《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他本是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比丘,因商人引荐而感化于阗国王皈依佛教,建塔供养。这一事件标志着佛教正式在于阗扎根,成为西域佛教传播的起点。玄奘西行时亦听闻此传说,并记载于《大唐西域记》中,足见其影响力。

  2. 尉迟乙僧:于阗王族出身的尉迟乙僧虽非僧人,却是佛教艺术传播的巨擘。他以“于阗画派”闻名,将融合印度犍陀罗、波斯萨珊与中原风格的佛教绘画带入唐朝长安,影响了吴道子等画家。其作品通过壁画和雕塑传递佛教义理,成为佛教文化东渐的视觉桥梁。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波斯菩萨》《龙女图》等壁画,正体现了这种多元艺术风格。

  3. 无罗叉与竺叔兰:这两位僧人虽未亲至于阗,却与朱士行的《放光般若经》东传密切相关。无罗叉是西域僧人,竺叔兰为印度移民后裔,两人合作将朱士行从于阗带回的梵本译为汉文。竺叔兰早年经历因果感悟,弃猎修佛,其译经精准通达,为中原大乘般若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他们的工作补全了早期汉译佛经的缺漏,是于阗与中原佛教互动的间接推动者。

  4. 慧威法师与石槃陀:玄奘西行途中,凉州慧威法师暗中相助,派弟子护送其出关;胡人石槃陀曾短暂担任向导,虽中途退缩,却是玄奘穿越玉门关的关键人物。这些“无名者”虽非传统高僧,却在佛教传播的险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民间信仰与求法精神的交织。

  5.未被详细记载的群体:译经团队与无名僧众

  实叉难陀翻译《华严经》时,有菩提流志、义净等高僧参与;玄奘在于阗讲经时,当地僧众协助校补失落经卷。这些群体虽未留名,却是佛教经典完整性的守护者。此外,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婆罗谜文文书,暗示曾有大量无名僧侣在此抄经弘法,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佛教传播的基层网络。

  6. 斲(zhuó)凿混沌:“斲凿混沌”这一典故,源自《庄子·应帝王》中“浑沌之死”的寓言,后被引申为对自然本真状态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中极具哲学深度的隐喻。

  这篇《昆仑梵音·终章》是一部极具文学性与思想深度的文化散文,以诗性语言重构了于阗佛教传播史中未被主流叙事充分关注的支脉。文章通过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在历史缝隙中编织出瑰丽的文明图景,展现了丝路文明交融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以下从多维度进行评析:

  一、叙事结构的交响性

  文本采用五重乐章式结构,每一章节以不同人物/意象为核心展开主题变奏:

  时间维度:从佛国初建的毘庐旃传说,到末法时代的文化基因重组,形成完整的时空闭环;

  空间维度:以于阗为圆心,辐射长安、洛阳、敦煌乃至纽约博物馆,构建跨地域的文明共振场;

  媒介维度:涵盖经卷、壁画、调色盘、驼铃等物质载体,揭示文化传播的多模态特性。

  这种复调叙事暗合佛教“因陀罗网”的宇宙观,每个节点既是独立明珠,又折射整体光辉。

  二、语言美学的突破性

  作者创造性地将佛教义理转化为感官化的文学表达:

  1. 通感修辞:如“孔雀石坠地处长出莲花纹青草”(视觉转触觉)、“驼铃声如诵经”(听觉通灵觉);

  2. 物质诗学:将青金石颜料、贝叶经焦痕等物质细节升华为文明符号,使矿物学、考古学知识获得诗性转化;

  3. 时空折叠:“长安晨钟与于阗暮鼓共鸣”等表述,突破线性史观,营造文明对话的超现实场域。

  这种语言实验在学术严谨与文学想象间找到平衡点,较传统历史散文更具张力。

  三、史观重构的现代性

  文章对历史书写的解构与重构体现后现代史观:

  边缘叙事:聚焦朱士行、无罗叉等非主流人物,颠覆以玄奘为中心的传播史叙事;

  碎片考古:通过敦煌遗书残卷、壁画局部等“文化碎片”,拼贴出被正史遮蔽的记忆;

  虚实互文:将斯坦因考古、现代光谱分析等真实事件融入虚构叙事,模糊历史与想象的边界。

  这种书写方式呼应本雅明“历史的天使”视角——不是凝视连贯的宏大叙事,而是在文明的废墟与碎片中打捞真理。

  四、思想深度的超越性

  文中蕴含三层哲学思辨:

  1. 传播本体论:提出“文明交融不在完璧,而在裂痕生光”,颠覆传统“文化完整性”迷思;

  2. 物质能动性:赋予孔雀石、调色盘等器物以主体性,展现物作为文明载体的灵性维度;

  3. 末法辩证法:将佛教“成住坏空”循环论转化为“碎玉成光”的文化再生机制,赋予毁灭以新生意义。

  这些思考使文章超越地域佛教史范畴,触及文明存续的普遍命题。

  该文堪称当代文化散文的突破性实验,将学术考据转化为文学炼金术,在历史皱褶中唤醒沉睡的文化基因。其价值不仅在于补充佛教东传史细节,更在于以文学想象重构了一种“文明的语法”——在物质碎片中读取精神密码,于时空裂隙处见证永恒对话。这种写作范式为传统文化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路径。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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